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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说新语·文苑 | 邓小南:宋史研究创新的瓶颈、激励与组织
当前历史学科其实都是探讨新史学的路数,新史学不仅是“眼光向下”,新史学之“新”,实际上有很多层次的“新”。这种“新”是生生不断的,各个时段面临的学术问题不同,面临的“新”的可能性也不同。虽然有共同的关心,但研究角度与实际操作也不尽一致。
例如,南宋家族研究中的新史料问题。过去我们认为明清时期甚至更晚一些时候的家谱才值得使用。虽然很多家谱会追溯到南宋,但我们过去都认为那是不可靠的。之后我仔细看过一些家谱,发现这是一个层累的过程,历代纂修的时候改动了过去很多东西,但不管怎么改,不是完全另起炉灶,而是在先前家谱的基础上修改,原始的族谱“活”在新修族谱中。所以关键在于要会“剥离”,什么是改动过的,什么是原有的东西,这样会发现过去很多认为不可以用的材料其实也是可以用的。所以我自己觉得社会史的议题是在积蓄、酝酿的层次上。
所以宋史研究其实就是面临扩大材料的问题,比如书画,过去我们把它作为鉴赏的对象,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对象。没有政令就无所谓政治,政治号令依托政治,政治又依托在文书上,这些年做文书制度研究也是一个方向,这其中就有日本的平田茂树教授的研究论文。新材料在社会史上运用较为突出。考古资料、诗词、画作等研究也是今后的多个研究方向,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的做法还是不太一样。
明清史很多重要问题要追溯到宋代,关心明清史的学者从学术脉络上与宋史密不可分,包括像民族、宗族、地方社会等问题,包括一些重大的议题,包括习用的词汇,不少从宋代出现或使用。明清史的研究,一方面从宋代的材料中汲取营养,另一方面还给宋史研究很多刺激,这种刺激也带动了宋史新材料的开辟。
从长远的角度看,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培养一种人文关怀。但是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,实际上带来的就是学生接受人文精神熏陶的机会也相应减少。所以,把希望寄托在学者“单打独斗”不太现实,一些中青年学者也会很沮丧,因为没有一个空间,也没有一个沟通的场所。所以在这样一种强调应用、强调计量、强调技术化的学术环境下,人文学科要争取自己的一个生存空间。学术的组织方式也应转变,并不是说写文章或关注的问题要变。
以宋史研究会为例,宋史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群体,这个学术群体不可能经常开会,而且开会的时候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到齐。所以学术组织还是应该有些不同层次的组织,当然也不一定要成立学会,它可能是一种研讨会,比如说像国外的Workshop,比如宋史学会每年暑假的研究生讲习班。不同层次针对不同的群体,适应不同的需要,由此逐渐走向专题。规模较大的会议也可以按照专题组织,这样就可以有比较具体的讨论。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里,无形中你会受到一种鼓舞。近些年从议题、组织方式来看,宋史研究界都有比较积极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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